最近写不出来了。写出来的东西就像老男人的精液，质量差，数量少。
想想现在的日子，过得没有太多戏剧性，写出来，好玩的东西不多。
想想6月的时候，毕业前的惜别、焦虑、绝望、归心似箭、内心深处两座城市之间的争斗还有那心比天高，真的是一本厚厚的书，怎么写都写不完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坐在自己屋子的沙发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不知道要不要坐在那里，看着天一点儿一点儿黑下来。
我从小橱里拿出我的小哥哥从国外给我买的雪茄盒子，从里面挑了一根最长的。找到剪子剪一下它尾部的烟嘴，点上抽。慢慢的，屋里更暗了一些。这个时候，我想起格瓦拉还有我喜欢的女孩儿。
格瓦拉一生迷恋手表、雪茄和摄影。
现在，我抽着雪茄烟，看着济南灰蒙蒙的天空从傍晚变成了黑夜，便以为自己是切·格瓦拉了。
黑北路上奔跑的汽车的声音远远传到房间里来。透过窗户，视野里，是远远的城市中耸立着的稀疏的高楼，还有柳绦环抱的黑北路的一角。
我的小哥哥发誓25岁之前成为CCIE。当时他在济南的中创软件，干得不开心，就自费报名去北京考CCIE。第一次没有过，我舅舅给他掏的一万多的报名费打了水漂。我的小哥哥什么也没有说，继续复习，三个月后又去考，便真的考成了。
之后他就去了深圳的华为，单位公干的时候去了南美洲和欧洲的老多国家。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盒雪茄，里面有六七颗长短不一的雪茄。他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带回了礼物。他知道我虽然是姥姥家最小的，但却是唯一的烟民。那是春节的时候，我没大没小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小飞。”
两个礼拜前，我小哥哥从华为跳槽去北京了。挺久以前，在msn上我对他说，我要在电视台工作了。他就对我说，他有一个朋友也在山东台的，不过现在不在了，在北京的北广上研究生，还在中央电视台干着。
后来我一再追问，他说那是个女性朋友。
后来我知道他要跳槽去北京，就问他，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个北广的美女了。
他说，什么，哪个？
然后我一再追问，他说，呃，是吧。大概到了北京会联系她。
我说，电视台里无美女。
他说不可能，但那个女孩儿确实相貌一般。
我说，在电视台干活可不养人，尤其是女孩子。
他说，是吗，但是那个女孩儿波很大。
@#$^$^@#$%^@&^#@&……我的小哥哥呀……

为了对抗正在降下来的夜幕，我想我要看一部电影了。我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，因为找不到看它们的理由。老多老多还没看过的碟子放在我小柜子里、老妈的电视机顶上，落了灰尘。今天下班从单位回来，进了家属院的门，庆琳的老爸在传达室里喊我，明明，你订的杂志来了。
庆琳是我的发小，就住在我家后面的楼上，自从升了不同的高中后我就很少见他了。
我知道是我的《当代电影》来了，9月号。这一期的封面人物是侯孝贤，我喜欢的家伙，把这杂志一拿在手里，看着他苍老沉静的脸，我的脑子里马上冒出了《悲情城市》里那些没有对白的空镜头。梁朝伟演的是哑巴嘛。锁好自行车，我把书捧在手里一边翻着，一边上楼，打开第一篇文章《努力构建和谐文化 全面繁重电影创作——在全国电影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“努力构建和谐文化”这几个字马上倒了我的胃口。我把杂志合上，用钥匙打开家门，把杂志往我床头边的小架子上一扔，不再睬它。
我决定把《七个毕业生》看一下。在盗版小摊挑片子的时候，在那一箱又一箱白烂盗版DVD影碟里，发现个别几个封面海报很有感觉的电影，它们的导演叫Joel Schumacher。我猜这一定是个我没听说过的大导演，就买了这《七个毕业生》。
黛咪·莫尔在这部电影里，还有另外几个同样相貌英俊的年轻人。电影是极好的电影。一个电影故事里出现7个主人公，每个青年人都形象鲜明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我不知道写一个这样的剧本需要多少该死的天赋，我只能写，也只喜欢写只有两个人的故事。看着流连光影，我的心被它吸引和震动，同时感觉窗外的夜幕也降了下来。慢慢的，屋里的光线暗下去，变得黑漆漆的。远远的黑北路传来的喧嚣，也有了黑夜特有的回声。这回声听上去让人觉得城市不再有白昼时的拥挤，变得没有边界，满是莫名的神秘。
电影放完了，我把电视机关上，整个房间里便剩下了完完全全的黑暗。夜晚真的来了。
我打开日光灯，给我喜欢的女孩儿打电话。她说，你的电话来的真是时候呀，我刚刚演出完，我们的迎新晚会，我跳了两个舞，正在回宿舍的路上，要赶着回宿舍卸妆洗澡，今天就不陪你聊了。
我说，好呀，那拜拜。
她说，拜拜，就匆匆把电话挂了。
过了好久，我盯着电脑屏幕里没有写完的文字，写不出一个字。
过了好久，我想给她发个短信，告诉她，洗了澡就赶快歇着吧，今天晚上一定累坏了。我不知道要不要把它发给她，只知道如果不发，我的心里会更加百转千回。
我发了短信，继续听着博蒂•海金斯的《卡萨布兰卡》，没有收到回信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只在反复听着这《卡萨布兰卡》。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静听里只有这一首歌在不停地放着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不再这样子。不知道我停下听它之后，会不会永远不再听这首歌了。至少现在，我的很多文字都是因为有它，才写了出来。
整个晚上，我听着《卡萨布兰卡》，只有那么一会儿，我想起了我喜欢的女孩儿。那一时间，我很想她。
但我等不来她的回信。

在寻象器里可以看到黑白色的世界。而这没有色彩的图像被ENG记录下来的时候，已是色彩缤纷的了。
能否将眼前的这个世界，用审美的感知拍摄下来，摄像们只有一次机会。那就是他把眼睛盯着摄像机的寻象器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构图、色彩、光线、景深、广角或者长焦带来的视觉畸变、拍摄对象的运动，都左右着最终成像的镜头的美感。摄像们盯着寻象器，按下VTR键，便实现了审美的创造。探究电视专题制作的整个流程——寻找选题，联系采访对象并与之交流，赶赴采访地点实地采访，一并拍摄空镜头，再到后期写作文稿，非线性编辑，直至成片入库播出——去除电视文学性的构成要素，它所有视听审美的内涵，都在实地采访和空镜头拍摄的过程中创造。那个时候，摄像们盯住ENG的寻象器，用自己的品味选择着构图和视角，用自己的心创造美，然后把它们付诸视听影像。
我想要强调的不是色彩和构图的审美，而是摄像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拍的时候不用心，没有调动心里的最活跃的灵感，拍出的东西就不会好看，不会具有表现力和美感。
以前我不知道这一点，以为或许被拍摄的人或者景物好看就行了，我只不过需要把它们记录下来，再现一下就够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事情并不是这样。
王健大哥在我刚到栏目的时候告诉我，摄像里头的学问很深，你要好好学。
我把这句话记在心上，但并不知道这“学问”到底深到何等地步。
杨文敏老师对我说过，摄像这东西，一学就会，越学越不会，学到老了就会恍然大悟，什么也没学会。
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，时刻叨念，但却并不理解。

王健对我说，摄像追求的有两个，美感和表现力。拍每个镜头，都必须讲究三个技术要点，色彩，光圈和焦点。
我把这两句话记在心里，拍每一个镜头的时候，我眼睛盯着寻象器，心里都用王健大哥的这两句话寻问自己，问自己是不是做到了。
眼睛看着寻象器，用心拍下的每一个镜头，都是一次审美，都是一次不能重来的爱恋，将至真的情感付出的爱恋。

上个礼拜，我和高帅出差到青岛去，又一次见到了大海。之前我很多次见到过大海了。
但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是带着摄像机来到海边的。这必定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予贴的一个中午。我在把青岛的海拍成一幅幅画面。我想这是一个梦想实现了。
那天的天很晴，没有多少云，海风也小，大海也静静的。我把机器放在沙滩上，用手垫着它，迎着海浪按下VTR键——时间走过，海浪打到镜头前的沙滩上不到一米远的地方，寻象器里也看到海浪嗒嗒地冲了过来。
在寻象器里看这大海，看着世界真的很好。
和高帅出差青岛6天，上个礼拜三上火车，这个礼拜一刚刚到家。提着机器，一路风尘和疲惫回到办公室，预料之中地被刘头儿骂了一通。摄像就是要不停挨骂，在千刀万剐之下成长，因为摄像只有一次机会，就是他看着寻象器的时候实现自己的工作和追求。新摄像总是做不好，于是头儿就要骂。
要是下次再拍成这样，你就很难在这里呆得住了。
我点点头，心里一点儿也不怕。

回来挨骂不是意外的事情，但听到这样的话，很寒心。从办公室出来，我拉着我的行李箱，沿着青年东路慢慢走，走得很慢，心里有很多沮丧。
后来，我对自己说，如果我打算在法制做一辈子摄像，我就是一傻逼；如果我做不了法制的摄像，我就是一笨逼。
想到这里，我就不那样心灰意丧了，决定让自己再愤世嫉俗一点儿。
好吧，能在法制做摄像的那帮老男人们，要么认命肯干，业绩出色，要么愤世嫉俗，不温不火。我知道自己脾性太差，只能做后面那种人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恨比爱简单
阿尔·帕西诺在《闻香识女》的最后说过：“我从来都知道人应该怎么走正途，但我从来不那样做，因为走正途太累了。”
最近诸事不顺，心情不爽，我心里老念叨一句话，那就是这“恨比爱简单”。
我感觉，这句话有点儿法斯宾德。
这句话说得很真实，真实得让人心里少了些美好的模样。
当我发现取悦一个人很难的时候，我就会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——不爱比爱简单很多。
当我发现我和父亲的关系已经到了危机的地步，我决定在我的心承受更多生活的磨砺和冲击之前，做一个忤逆之子，不再主动改善父子关系——背叛比忠诚简单，逃离比守候简单，漠然比牺牲与迁就都来得简单。
三个月前，我逃离了一座我寄居4年的城市，我知道，恨那个地方比爱它来得简单，离开它比留在那里来得简单。
我不知道那些面对官僚、面对眼前的世界做出清高姿态的人，如亨利·戴维·梭罗是否是疲于事故才成为一个高傲的人，终于写出了《瓦尔登湖》。长久以来，我宁愿做一个事故的人，因为做一个清高的家伙需要看很多很深奥的书，悟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。那太累，需要太多的智力，我绝对做不来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觉得入世比出世累，所以清高；而我觉得入世比出世轻松，所以事故。
想必这个世界上也会有认定爱比不爱更简单的人吧。他们会以为喜欢一个人，尽力讨好一个人，会是比不那样做更合情合理，更能做到的。或许这世界上是有那样的人吧，叫做情种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样的人，他们的心，应该是一种比我的心厉害很多倍的东西。

昨天是9月13号，辛巍23岁的生日。我从晚上开始拨他的电话，都是关机。我找不到他了。很想和他聊一聊，问问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
今天14号是颜庆的生日，他属狗，今年本命年。
前年的13号晚上，我们在6719吃着白斩鸡喝啤酒，给辛巍过生日，一直喝到凌晨。12点的钟声一敲响，再举杯子就是庆祝颜庆的生日了。那天我们喝了三四箱啤酒，一个个吐得天昏地暗。当时星星还住在学校，那是最畅快无忧的岁月，必定去了就不会再有了。
我们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穿梭着，在回忆和梦想之间游走。有的时候，我看着msn上颜庆、晓海他们脱机状态的头像，心里就会很想他们，很想回到上海去看看他们，和他们再一次面对面高谈阔论现实的不公和未来的莫测。
不管是谁，理想与现实的暧昧不清、回忆往昔和憧憬未来的纷乱不明都不是他（她）生活中的全部。但是今天晚上，我最好的两个朋友生日的时候，自己独自在一座离他们很远的城市，不能和他们坐在一起一同庆祝，心里便有了数不尽的愤愤不平，一时间理想的遥远，现实的残酷，往日的美好和未来的飘渺都让我失落了起来。
祝他们生日快乐。
希望他们在那座华美的城市里生活的时候，心里也能有同样畅快的美好。
我真心想回到他们身边，大家再一次把酒言欢一番。但那之前，要等我把这个世界上，我不屑的所有人和所有事，都甩在身后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回来和大家一起庆祝他俩的生日。